荀子勸學的思想主張

　　荀子（約公元前313年－公元前238年），名況，字卿，戰(zhàn)國末期趙國人。著名思想家、文學家、政治家，時人尊稱“荀卿”。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(fā)展，在人性問題上，提倡性惡論，主張人性有惡，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，強調(diào)后天環(huán)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。其學說常被后人拿來跟孟子的“性善論”比較，荀子對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當顯著的貢獻。如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荀子勸學的思想主張，希望對大家有所作用。

　　荀子是繼孔孟之后的又一儒學大師。他批判性地繼承和發(fā)揚了孔孟的禮學仁政思想，其中最為著名的，就是提出與孟子截然相反的“人性惡”論點，一直為后人津津樂道�；蛟S是其“人性惡”論點過于鮮明而被人眾所熟知的緣故，后世普通讀者對荀子有關“法”的論述知之不多，甚至認為荀子繼承和發(fā)揚孔孟禮學仁政思想有余，沒有走出“禮”調(diào)整社會關系和治理國家的“樊籬”，對法律在規(guī)范社會關系和治理國家的作用重視不夠。

　　在法學專家學者們看來，荀子是“禮法”并重的大家。作為孔子、孟子之后的儒學代表，荀子在批判性地繼承和發(fā)揚孔孟的禮學思想過程中，固然強調(diào)以禮為核心的道德體系建設，但也更加注重道德與法律在調(diào)整社會規(guī)范中的平衡作用。由于深受管子學派的影響，又吸收了大量法家思想，與孔孟相比，荀子的禮學思想更多地包容了法治思想。仔細研讀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盡管荀子強調(diào)“禮”是道德而不是法律，但其禮學思想，卻既有“法”的剛性，又包含“法”的內(nèi)容。

　　社會規(guī)范的調(diào)整，需要道德，更需要法律。道德靠自覺，法律則依靠強制力。道德的施行因為沒有強制力作后盾，難免有失靈的時候。從這種意義上說，當?shù)赖抡{(diào)整社會規(guī)范失靈之后，唯有依靠法律。正是基于這種認識，荀子以“禮”作為“人道之極”（《荀子·禮論》），更強調(diào)“禮”也即是道德應該具有“法”的剛性。這可從荀子有關利益邊界規(guī)定、社會財富分配的主張中窺見一斑�！百F賤之等，長幼之差，知愚、能不能知之……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”（《荀子·榮辱》）。在荀子看來，利益的規(guī)定也好，社會財富的分配也罷，必須嚴格執(zhí)行貴賤、長幼、智愚等“禮”的相關等級制度，唯有如此，良好的社會秩序才能形成。顯然，荀子主張依靠“禮”的等級制度來規(guī)范個人利益和社會財富分配，并由此形成規(guī)范有序的社會秩序，正是強調(diào)了這些制度的剛性作用，絕不能僅僅依靠道德的自覺和自律。由此可見，荀子所強調(diào)的“禮”，已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規(guī)范，明顯具有“法”的剛性。他所主張的“禮”，已經(jīng)被賦予了法律的強制力。

　　強調(diào)“禮”的法律剛性，并不是肯定“禮”與“法”可以等同。與孟子不同的是，荀子主張的“禮”，不是單純的道德意識，它介于道德與法律之間，本質(zhì)上是道德規(guī)范，主要依靠“不成文”的習慣規(guī)范人的行為。而欲達規(guī)范人行為之目的，則須充分發(fā)揮“禮”的法律剛性作用�；�于這種考量，荀子更多地強調(diào)“禮”應該包含法的內(nèi)容。

　　一方面，荀子認為《禮經(jīng)》是法的綱領和準則，法應根據(jù)“禮”的要求制定并以維護禮為目的，故有“《禮》者，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也”（《荀子·勸學》）之說。由此觀之，荀子強調(diào)“禮”是“法”的最高準則，“法”乃“禮”的衍生，在調(diào)整社會關系和規(guī)范人的行為時，“禮”居于核心地位，但需要對其賦予“法”的剛性，才能確保“禮”規(guī)范社會關系和人行為的功能充分發(fā)揮。由于過分強調(diào)“禮”對“法”的統(tǒng)領作用，后世讀者遂誤解荀子重“禮”輕“法”，也就不足為怪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荀子認為，“法之經(jīng)，禮與刑（《荀子·成相》）”，“禮”與“法”都是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和手段，只是二者的作用不同而已，并指出“法”不能獨立存在，因為“法”的執(zhí)行必須要靠人。在《荀子·君道》中，荀子曾這樣論述“禮”與“法”在國家治理中的各自不同功能，并特別突出人在執(zhí)行法制中的重要作用：“有治人，無治法。法不能獨立，類不能自行；得其人則存，失其人則亡。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原也。”意思是說，即使有能夠使國家安定的人，但也沒有使國家自行安定的“法”。“法”本身并不能自己運行，必須依賴于人的自覺遵守和強制執(zhí)行�！胺ā笔侵卫韲�家的根本，“君子”是實行法制的根本�！胺ā睆钠洚a(chǎn)生來看，是“君子”制定的；從其作用發(fā)揮來看，離不開禮儀。不難看出，荀子是把“法”定位于“禮”的補充。盡管“法”是“禮”的補充，但其作用“禮”卻不可替代，在治理國家中，“禮”與“法”同等重要，只不過“法”之作用的發(fā)揮，須依靠人予以不折不扣地執(zhí)行。正是因為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荀子在主張“隆禮”的同時，還必須“重法”，只有“禮”“法”并重，才能達到治理國家和規(guī)范社會關系的良好預期�！奥《Y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�！保ā盾髯印�強國》）這種“推崇禮儀、尊重賢人就能夠統(tǒng)一天下，重視法制愛護百姓就能夠稱霸于諸侯”的理念，就是“禮”“法”并重的直接表現(xiàn)。

　　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，荀子雖重視以“禮”為核心的道德體系在規(guī)范社會關系中的作用，但也重視“法”的作用，認為二者互為滲透，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，并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。荀子的“禮法”思想，既與儒家注重追求道德與法律在調(diào)整社會關系中的平衡作用思想一脈相承，又與當時的社會環(huán)境相吻合。荀子的“禮法”思想產(chǎn)生于禮制崩壞的戰(zhàn)國時期，禮制治理國家和規(guī)范社會關系的作用日漸衰微，荀子在批判性地繼承孔孟禮學仁政思想的基礎上，適時提出了“禮法”并重的思想學說，順應了時代的潮流，并對后世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。自漢代武帝推崇“獨尊儒術，罷黜百家”的治國策略后，歷代封建王朝無不將封建倫理道德與法制相提并論，以此維護封建統(tǒng)治和社會秩序。盡管荀子的“禮法”思想有其故有的局限性，但對于如何平衡道德和法制在調(diào)整社會關系、規(guī)范人行為中的作用，至今還有借鑒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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